首发：~第七百五十七章第章 遍身罗绮者
一开始这个收购价还算合理，可等进入八十年代，历经了多次通胀，66本就变得不合时宜，自然，巢丝厂怨声载道。
八五年的《经济新闻报》上面有一篇文章称丝绸行业是“摇钱树下的苦菜花”，不少丝绸相关企业入不敷出，有利也是极微，姑苏有一家缫丝厂，已有60年生产历史，1600多名职工，八四年的利润只有30多万元。
丝绸行业劳酬脱节、福利差、奖金水平低、劳动强度大，又多是女工，她们上班站立时间长，动作频率高，眼、手、腿不停运动，思想高度集中。
如缫丝工眼不离绪，手不离茧，每分钟要做130个动作；丝织挡车工每班工作频率高，而且技术复杂，操作难度大；丝绸车间噪音一般在90-101分贝，超过国家规定的85分贝；灯光昏暗，相对湿度高，容易生职业病。
因此，丝绸行业出现了三难——一是招收新工人难，每逢招工，其他行业报名者门庭若市，而丝绸行业却冷冷清清，不少厂长担心地说丝绸行业将后继乏人；二是在职职工稳定难，离心力大，要求外流；三是利润少，退休工人多。
同样在八五年，《经济新闻报》上又刊登了一篇报道——真丝绸变成真是愁。
说是杭市丝绸生产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有着较好的基础和优势，与秀丽的西湖风光相媲美而闻名中外，因此，杭市的丝绸行业成了杭市经济的一大支柱，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984年杭市生产的绸缎有15个大类，200多个品种，近2000个花色，绸缎的总产量占全省的46，印花绸占全省的455。
近20年中，丝绸行业上缴国家的税收，相当于1984年全行业固定资产原值的69倍，创汇15亿多美元，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丝绸行业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使杭市这个世界闻名的丝绸之府变成“丝绸之苦”。
近几年，绝大部分生产资料议价供应，生产成本大幅度提高，而丝绸产品出厂仍执行66本，价格严重背离价值，影响生产发展。
如每担鲜茧生产成本1984年比1979年增加了五成还多，而收购价格多年不变，蚕农实际收入下降。
据余杭1981年对几种主要作物的典型调查，每亩纯收入，蚕桑比络麻少收入35，比棉花少收入29，比淡水鱼少收入26，这种不合理的比价状况更趋明显。
蚕农纷纷抱怨：“养蚕只能致穷，不能致富。”
因此该县的桑园面积和蚕茧产量逐年下降，1984年桑园面积比1979年减少25，蚕茧产量减少38，导致丝厂原料不足，全市虽已先后并、关了四家丝厂，仅存的几家丝厂仍处于半饥半饱状态，部分缫丝机被迫停台转产。
陈旧的生产设备得不到及时更新，同国内外先进水平的差距拉大。
目前杭市市缫丝厂有3/4的机台还是立缫机，更突出的是还有800多台旧式铁木织机和三万多平方米的危旧房尚待改造，解放后新建的全国最大的杭市丝绸印染联合厂，至今仍在沿用30、40年代的老设备，在技术改造上，工厂陷入既无钱、又无权的困境。
企业留利很少，职工收入很低，影响积极性的发挥。
以1984年为例，市属预算内丝绸工业实现的利润除去交纳所得税、调节税和归还贷款之外，企业留存部分再交15的能源建设基金等，净留利润不到982万元。
在这么一块很小的留利中，既要用于全系统22个全民所有制生产企业的生产发展基金、新产品开发基金和后备基金，又要用于25000多名职工的奖励金、福利基金，企业根本无力进行技术改造。
职工生活福利得不到应有的改善，工资水平不仅低于某些新兴工业，也低于50年代的水平。
因此出现了“老职工稳不住，新职工招不进”的状况，技术人员外流趋势持续恶化，苏省的情况和浙省相似，说明这不是一时一地的问题，性质不容轻视。
八六年四月，还是《经济新闻报》刊登了一篇文章——1万吨厂丝积压之谜。
说是同年的一月，丝绸协会成立大会举行，会上传出的好消息是：建国以来丝绸业已为国家创汇100亿美元，上交利税100亿元，农民收益100亿元。
同时，也传出了决策高层的权威论断：“由于近几年来茧丝增长速度高于内外贸易所需，已造成厂丝积压1万多吨，因此，目前对发展速度在适当控制中。”
同时，会议上领导宣布行政方面已决定三项严峻的政策措施：
一、1986年春季开始降低茧价20，并实行限量收购；
二、对夏茧和早秋茧作为绢纺原料收购；
三、对缫丝厂的计划外所产厂丝，国家一律不收。
于是，会议就在忧心忡忡和蚕宝宝要吃苦头的叹息声中结束。
四月中旬，丝绸总公司和国家物价局联合向全国约四十多个单位发出贯彻三项措施的行文，在人们口头上就成为“多一粒茧子不收，多一斤厂丝不收”。
这个规定，有些省不同意执行，在福南召开的蚕品种鉴定会上和五川召开的国家桑蚕茧标准制订会议上，对于本年减少收购100万担蚕茧的计划引起强烈反响。
与会代表认为这三项措施行不通，以及即使能强力贯彻下去，是祸是福，议论纷纷，但是对于库存积压1万吨白厂丝多数不信，说是个谜，对于蚕宝宝要吃苦头了之说则比较一致。
当时间进入八七年，在丝绸产地爆发了规模空前的蚕茧大战。
“江浙农村蚕茧混战几时休”，这是1987年7月16日《经济新闻》的记者对一个月前发生在主要蚕乡的一场空前浩劫，作出首次报道的标题。
记者说：“这场混战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
记者在报道中指出，这是长期来丝绸产业政策不断失误的必然结果，但来势猛、蔓延广、力度大则是始料不及的。
接着沪海各大日报相继地发出很多新闻信息，对浙省多个县市及其毗邻地区发生的以大幅度哄抬收购茧价为主要标志，尔后波及苏、浙、川、皖、中原、湖鄂省等省的蚕茧大战，作了许多追踪报道，引起了国际丝市的震惊。
当时各报除简要地描述有关实况外，其重点则对占全年茧产量40的秋茧，即将在国庆节前后上市发出警报，呼吁有关方面及早采取有效措施。但是时间走得更快，2个半月后，更加剧烈的秋茧大战已扑面而来。
1987年9月30日，浙省的皮革之都由于秋茧比外县早、质量好、产量大，国家规定鲜茧价每市担210-220元，开秤后的9月27日和28日，即爆发了秋茧大战。
先是天刚蒙蒙亮，德青开来了“碰碰船”，兰汘开来了大卡车，两处来人四出扬言，可以每市担290元高价收茧。
农民不信，有人前去卖了几担证实了，就一传十，十传百，乡村里就沸腾起来，大量茧子立即滚滚外流。
那时只见四面八方涌出5000多辆自行车，每车各装三包鲜茧，品字型地左右两侧各装一包，上面横加一包，共约100来斤，一时人声鼎沸，铃声震天，形成一支浩浩荡荡的物流大军，奔上公路，堵塞交通2个多小时。
他们主要奔赴德青、侗乡和乌镇，茧到那边即倒入筐内，不验茧质，不过磅称，筐满按筐付款，茧价抬到300元以上，于是皮革之都各茧站每担一律提价50元，外加缫丝厂向农民返利，光是中秋节和第二天，皮革之都三家国营丝厂就增加成本300万元。
为此，皮革之都市长坐不住了，带了一批经理、干部到德青，本拟协商制止，不想人到现场即被对方收茧人员和一批茧贩包围、扣压，连市长也未幸免，随身带去的步话机、录像机全部被没收。
9月27日是星期天，上级部门无人值班，因而纠纷到了第二天方告解决。
事后，相关丝厂向上级作了专题报告。
1987年10月6日《浙省日报》以头条新闻作了报道，查明主要对方是德青县雷甸乡雷丰丝厂，并作出了厂长撤职和把抢购的蚕茧送回原地的处理。
但是这批鲜茧已变成出血茧和软茧，双方损失最少达500万元以上，这位厂长说：“真是上了一堂市场经济的大课哈，然而，这还不是最典型的。”
所谓茧贩，这位厂长说：“沪海人处在丝绸行业的后道工序，在历史上有余茧商其人，恐怕没几人知道今日的茧贩吧？”
于是他介绍了如下情况，原来今日的茧贩大多在白天有固定职业，很多人还是乡里镇上和供销社的工作人员，但不参加茧站工作。
晚上，则挨门串户带了现钞向农民收茧或预购蚕茧，然后每担加100元卖给茧站，一晚可赚一千多元或几千元，也有卖给邻省邻县二道贩子的，最后都归到乡镇丝厂。
这些厂有银行贷款，还经市县上级点过头，所以很有实力。
当时一些乡镇办的经营服务公司，村乡贸易货栈，甚至文化活动站也参加这一行列，插手抢购蚕茧。此外还有一批个体茧贩，其中包括见过报的卖棒冰的小贩和闲散人员，禾城一地就有300多人。
他们有的受几户农民联合委托，抢购自缫生丝所需原料，有的则是现买现卖，跑个腿，赚个价格差，一天捞几百元到上千元，他们人数不多，资金也小。
能量大的是若干高价购茧场所，他们贴出大张海报，用高音喇叭，有宣传招揽人员，他们随时用步话机向“上级”报告邻近茧站价位变化趋势，按“上级”指示采取对应措施。
他们在多头收茧的现实中，使国营丝厂的自设茧站和供销社开设的收茧站黯然无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