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寇中的“自己人”(1/1)

首发：~倭寇中的“自己人”

嘉靖三十二年夏，一个普通的早晨，浙江嘉兴盐邑县早起赶海的老百姓惊奇地发现，一艘长八九丈的海船停泊在海滩，船上有六十几个“髡头鸟音”的怪人，还带着枪刀弓矢。当地的巡海官军百余名围了上去，问他们为何而来，无奈语言不通，只好搬出一张小木柜铺上纸，用笔交谈，船上一个懂汉字的人写道：“我们是日本人，从本国而来，停船是因为舵坏了，想问你们借点粮食，等修好舵就走。我们不是坏人，不要逼迫我们，不然我们就和你们拼命。”

海边来了好多外国人!

整个县城的人都轰动了，扶老携幼地赶去看稀罕，当时承平已久，老百姓都指指点点嘻嘻哈哈，没有一个知道害怕。到了黄昏，突然之间，船上的日本人一起站起来，张弓射出燕尾利箭，把周围的官军全部射死。旁观者这才知道是海贼，发一声喊，哭爹喊娘地奔入城，赶紧关上城门开始防御。

上述描写出自嘉靖年间明人采九德的笔记《倭变事略》，采九德是浙江海宁人，耳闻目睹了许多倭寇之事并记录成书。对于倭寇的侵扰，除了朝廷官方的记载，明代地方上不少文人都在私家着作中有所涉猎。

千万不要以为“髡头跣足”的倭寇都是日本人，事实上，多半是假扮日本人的中国流贼。嘉靖年间危害最大的倭寇首领清一色是衣冠楚楚的中国冒险家。嘉靖一朝，前线报捷奏章往往有“斩获真倭首级若干颗，从贼若干颗”的文字，真倭就是货真价实的日本人，从贼则是沿海地区三教九流的中国人。

真倭和从贼比例是多少

《明史》称：“大抵真倭十之三，从者十之七。”而万历年间编写《虔台倭纂》的官员谢杰甚至发出绝望的惊呼：“海滨人人皆贼，诛之不可胜诛!”

当时一个昆山人被倭寇掳走五十几天后逃生归来，他向官府描述自己的所见所闻：“船上大概两百个倭寇，有福建、温州、台湾、宁波人，也有几个安徽人。其中福建人最多，占十之六七。梳着髻的日本酋只有十几个。”两百个倭寇中，只有十几个真倭，明史说的“十之三”看来还夸大了。

元末明初的倭寇以日本人为主，但到了嘉靖年间，倭寇的主力就是中国人了。对假倭的身份问题，明人郑晓是这样总结的：“小民迫于贪酷，困于饥寒，相率入海从之。凶徒、逸囚、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为之奸细，为之乡道。弱者图饱暖旦夕，强者忿臂欲泄其怒。”

一句话：三教九流，无所不包。拿当时最有名的几个倭寇首领来说：王直和徐惟学原先是私盐贩子;王直的义子王滶(毛海峰)是走私犯;徐海原是杭州虎跑寺的和尚;许栋是逃跑的犯人;萧显、陈东则是不得志的书生。

书生也做贼

没错！看看下面这首诗：

“海雾晓开合，海风森复寒。衰颜欢薄酒，老眼傲惊湍。丛市人家近，平沙客路宽。明朝睛更好，飞翠泼征鞍。”

这首五言律诗词句清丽，意境恬淡，大得唐诗三昧，作者就是一个不知名的书生倭寇。采九德在《倭变事略》中记载，他曾亲眼见到一伙四十余人的倭寇中，有个善卜筮的书生，专门出谋划策，这首诗就是倭寇撤退后他题在庙壁上的。如此文采令采九德大为感慨：“观此四十余贼，亦有能题咏者，则倡乱者岂真倭党哉”

对中国人冒充真倭的问题，明代史料上的记载比比皆是。比如嘉靖壬子年，倭寇初犯漳州、泉州，仅有二百人，真倭占十分之一，其余都是福建浙江无赖之众，头顶剪发而椎髻向后，“发型”和真倭并不一样。真倭和假倭打仗的时候一同作战，打完仗则分开吃饭睡觉。《筹海图编》直截了当地称：“今之海寇，动计数万，皆托言倭奴，而其实出于日本者不下数千，其余皆中国之赤子无赖，孑入而附之耳。”

明代著名小说家冯梦龙在《喻世明言》里有篇关于倭寇的故事，把假倭刻画得惟妙惟肖：“原来倭寇逢着中国之人，也不尽数杀戮。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杀害;若是强壮的，就把来剃了头发，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厮杀，便推他去当头阵。官军只要杀得一颗首级，便好领赏，平昔百姓中秃发瘌痢，尚然被他割头请功，况且见在战阵上拿住，哪管真假，定然不饶的。这些剃头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着倭势，还有捱过几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凶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挡过头阵，自己都尾其后而出，所以官军屡堕其计，不能取胜。”我们都知道狐假虎威的故事，假倭模仿日本人“髡头跣足”，穿着日本服装，连船都打造成日本船，除了扯大旗作虎皮外，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掩盖身份。生物学上叫做“模仿色”。

洪武三十年所颁的《大明律》对海外经商限制得很严格，它规定凡私自携带铁货、铜钱、缎匹、丝绵等违禁物下海，及与外番交易者一律处斩，而且禁止私人制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而对于勾结外族的“谋反大逆”更是异常严厉：凡“谋反大逆”，一律首从皆凌迟处死，本宗亲族祖父、父、子、孙、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异姓亲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仆，凡年满十六岁以上皆斩。

为了不被诛九族，倭寇必须千方百计掩饰自己的出身。有明一代，造反起义者往往以绰号来掩饰真实姓名，像广为人知的崇祯时期农民起义，起义领袖都用绰号：紫金梁、八大王、曹操、闯塌天、不沾泥、扫地王等等，包括著名的“闯王”。在东南沿海，就直接可以假扮日本人来掩饰身份。而对于地方官来说，自己辖区的人起来造反大大拖累政绩，因此也乐于统统以“倭情”上报。

嘉靖年间持续到隆庆、万历年间的四十年，是明朝倭寇为害最烈的时期，史学界称“嘉靖大倭寇”。在这一阶段里，从贼中“迫于贪酷，困于饥寒”的沿海小民才真正是倭寇的主体，而饥寒贫困的根源在于“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反过来说，嘉靖前期为什么要实行严厉的禁海令呢是因为正德年间少数葡萄牙走私贩兼海盗对沿海城镇、岛屿肆无忌惮地烧杀抢掠，加上中国海商和日本倭寇在浙江沿海进行的走私贸易，让明政府感觉贸易会带来“南方之祸”，才变本加厉地实施禁海，最严厉的时刻连捕鱼都不允许。禁海令是标准的因噎废食，虽然并不是禁海招来了日本倭寇，但可以肯定的是，是禁海令刺激出了更多的中国倭寇。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东南滨海地区地瘠民贫，从宋元以来，当地居民一直将出海贸易视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运加上种种服务，可以说大海养活了起码百万计的沿海居民。

在福建，有句话叫做：“海者，闽人之田。”

一纸海禁令无情地把当地居民的“田”给剥夺了，饭碗跟着也砸了。

在广东，潮州、漳州地区一向是通商出海的发舶口，“潮漳以番舶为利”，不许贸易等于断了他们的生计。对茫然失所的沿海居民来说，眼前摆着两条路：要么忍饥挨饿，要么铤而走险进行海上走私。泼洗澡水连孩子一起泼了——禁海的弊端明摆着，当时有不少有见识的人都很担忧。抗倭名将谭纶用了一个“老鼠洞”的比喻，说：“禁海越严，则获利越厚，而趋之者愈众。比如发现家里有老鼠，一定要留一个洞，若是都堵上，连好的地方都能被老鼠穿破。”禁海，罢日本朝贡，明朝这两大举措看似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带来的结果，反而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因为本乡本土，所以倭寇在东南沿海地区拥有令人难以相信的支持。作战时，屡屡发生看似荒唐的一幕：倭寇天时地利无所不占，如鱼得水。而代表正义之师的官军，反而不受欢迎，举步维艰。一些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参加过抗倭战争的明人万表记录道：“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贼，但贪图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打点护送。铜钱用以铸火铣，用铅制子弹，用硝造火药，用铁制刀枪……大船护送，关津不查不问，明送资贼。”“近地人民或送鲜货，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边卫之官，有献红被玉带者……(与)五峰(即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则拜伏叩头，甘心为其臣仆，为其送货，一呼即往，自以为荣，矜上挟下，顺逆不分，良恶莫辨。”

所以也难怪谢杰发出这样的惊呼：“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是则闽浙及广之所同也。”曾任南京刑部尚书的王世贞则对潮州、漳州、惠州地区的“民寇一家”断言为：“自节帅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

除了总督巡抚等高级官员外，其他的人全是倭寇——这真是一幅令人绝望的场景。对愈禁愈烈的海上走私，时人形象地讽刺道：“片板不许入海，艨瞳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人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

全民皆寇，问题烂在自己根子上，难怪防不胜防诛不胜诛。倭寇就是一颗消耗元气的肿瘤，一直伴随着明王朝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