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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第322章 解颜一笑岂易得,踏花归来马蹄香
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
走正道,王公听从,利用其为依据迁都。
中国历史上经历过无数次迁都。在易经成书以前,殷商王朝因为黄河改道多次迁都,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次是盘庚迁殷。周王朝至少经历过一次迁都,周平王将王都从长安迁至洛阳,成为东西二周的分水岭。
这里借用商周迁都的故事,来形容做大事、作重要抉择之时要有充分且正当的理由,要坚持走正道。
比如陈胜吴广起义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王小波起义则喊出“均贫富”,宋江起义竖起了“替天行道”的大旗,就是要为起义找到合法性依据,以赢得百姓拥护。
历史上,帝王出兵征伐之前总要写一篇檄文,罗列敌人的罪名,强调自己是惩恶扬善、吊民伐罪,这同样是为了师出有名。
所以,我们要做大事,要获得上级和同事的支持,就需要打报告,给出正确恰当的理由,同时坚定不移做正确的事。
如果只会一门心思搞歪门邪道,成就不了大事。
公元1102年,宋徽宗拜蔡京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支持新党而打击旧党。宋徽宗亲撰《元佑党籍碑》,把司马光、文彦博、苏辙、苏轼、黄庭坚、秦观等三百零九人列为奸党,刻石于端礼门外,昭告天下。碑中所列元佑党人,生者或被罢官或被贬谪,死者被褫夺功名。且党人子弟不得擅自进京,不得在朝为官,不得与皇族通婚,这等于剥夺了其子孙后代进取仕途的权利。
为进一步消除元佑党人的影响,蔡京用了非常阴毒的一招:诏令天下尽数销毁他们的书信文章,并禁止民间诵读传播。这一招要是成功,苏东坡流传至今的诗词文章至少要少一半。
幸好,苏东坡的诗词早已风靡天下,想要禁毁不是一件容易事。据传朝廷为禁止他的文章,一度将赏钱提高到八十万钱。但是禁令越严厉,民间传播越厉害,人们甚至相互攀比,以收藏数量更多为荣。
为保全苏东坡留下的文化遗产,梁师成找到宋徽宗求情。他跪倒在地涕泪交加:“先臣何罪?”先父有什么罪过,要禁止他的文章呢?
善于观言察色、逢迎圣意的梁师成,居然能为苏东坡做到如此地步,应不只是为抬高身价而冒充私生子这么简单了。如果只是一个冒牌货,他有必要冒着忤逆皇帝的风险,拿前途打赌来为苏东坡求情吗?
而且他不只为其求情,还苦苦说服宋徽宗下令,允许苏东坡的文章重新流传于世。
这是有史可载,梁师成难得的一次走正道、做好事。然而,他救得了苏东坡的文章,却救不了宋代文学的沉沦。
按常理来说,宋徽宗和蔡京似乎不该对苏东坡赶尽杀绝。
苏东坡任杭州通判时,蔡京的父亲蔡准也在杭州为官,两人关系相当密切。苏轼曾与他诗酒吟唱,作诗《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三首》,其中有诗句云:解颜一笑岂易得,主人有酒君应留。
蔡京比苏东坡小十岁左右,当时担任钱塘尉。大约因父亲蔡准牵线搭桥,两人以书法相交,共同研究过唐代书法家徐季海的书法。有这么一份交情在,蔡京虽然在立场上偏向改革派的新党,却不必非要置苏东坡于死地。只可惜世事多变,人心难测,狡诈寡恩的蔡京还是举起了屠刀。
宋徽宗是有名的书画皇帝,书画造诣极深。苏东坡客死他乡时,宋徽宗刚刚登基不久,年不过二十岁,没有证据证明他与苏轼有过直接交往。事实上宋徽宗还是亲王时,为避嫌计,不大可能与朝廷大臣私相来往。但两人有一定的渊源。
宋徽宗有一个相交莫逆的好朋友,驸马都尉王诜。王诜也是苏东坡的至交好友。相传太尉高俅原本是苏东坡的小秘书,他为人乖巧,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苏东坡外放出京时,把他推荐给了王诜。因为擅长蹴鞠,他被端王看中并纳为门客,最后官至太尉。高俅这人在水浒传中是大大的奸臣,但在历史上却不然,只能算才具平平,不配其位。
在书法上,宋徽宗受黄庭坚的影响很大,曾称赞“黄书如抱道足之士,坐高车驷马之上,横钳高下,无不如意。”他爱屋及乌,曾派人找到黄庭坚,暗示他只要和苏东坡划清界限,就可以官复原职。
黄庭坚的回答是:好的,他是我的老师。
苏东坡以超凡的才能和号召力为宋代诗、词、书、画、文章的风格及走向定下了基调,而宋徽宗对北宋书画艺术的贡献也不遑多让。
他独创的瘦金体开创了书坛的一大流派,且将画家的地位提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地位。宋徽宗统治时期,成立了翰林书画院,将绘画列为科举入仕的一种途径。
相传有一次宋徽宗踏春归来,以“踏花归来马蹄香”为题在御花园中举行了一次画考。其中有一幅画构思极为巧妙,画中没有花,却有几只蝴蝶绕马蹄翩翩飞舞,令无形的花香跃然纸上,生动形象地表达了主题,从而一举拔得头筹。
还有一次,他以“深山藏古寺”为题来开画考。有一个幅画既没画深山,也没画古寺,只画了一条没入云层的幽长石径,和一个在山脚溪边打水的和尚,画有尽而意无穷,富含诗情画意的绝妙意境。
在他的提倡下,这种以诗词为题的美术考试,极大刺激了中国文人画的发展。
宋徽宗还是《清明上河图》的第一位收藏者。张择端完成这幅太平盛世的历史长卷后,第一个进献给了宋徽宗。他在画卷上欣然亲笔题下“清明上河图”五个大字。
然而,宋徽宗对书画艺术的贡献,抵消不了他对北宋文学的摧残。他虽然勉强守住了“不杀士大夫”的祖训,却突破了崇文抑武的多条底线。
元佑党籍碑囊括了当时文坛的大半壁江山,使得新旧党争从政见之争演变成了思想、文化观念之争。随着苏轼、黄庭坚、苏辙等人先后离世,北宋文坛百花凋零,在中国封建帝制中盛极一时的文化盛世从此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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