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8章 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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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大吉，无咎。

非常吉利，没有灾难。

劈头四个字，大吉，无咎。

没有理由，没有原因，为什么就劈头四个字，大吉，无咎了呢？

而且既然已经大吉，为什么还要加无咎两个字，这不重复了吗？

我们通常将“无咎”解释为：没有灾难，这是对结果和过程的判定。

但无咎还有另外一重意思：没有过失，这是对原因和做法的要求。

因为无咎，所以大吉，这四个字，不是并列关系，不是递进关系，而是因果关系。

这么理解就通顺多了。

我们读易经，不能死板地读，教条地读。

在易经成书的时期，我国的文字系统还没有完全成熟。

就像三四岁的孩子，会说很多话了，但词汇量远远不够，对语法的概念也一知半解。所以他们说的话经常颠三倒四，而且有时候用词也非常有意思，就算是亲生父母，如果不认真核计核计，搞不懂他们究竟想要表达什么。

上古经典书籍为什么显得如此奇妙，原因就在这里。

语境不通，词语艰涩难懂，富有挑战性；辞约而意丰，因为话少，便显得含义深远广大，富有想象力。

经过无数代人的注释和再解读，一本薄薄的经典延伸出厚厚的内容，汗牛充栋。于是只需读懂一本，便可称博学鸿儒，学富五车。

南宋已经衰微，但对于宋宁宗来说，只需小心谨慎不犯大错，便是大吉大利。而对于权相史弥远来说，只需抱紧金国大腿，同时不让政敌抓住把柄，他便可以光宗耀祖，喜得善终。

但宋宁宗有一个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大问题：后继无人。

他的问题与宋高宗略有不同，宋高宗没有生育能力，所以才导致膝下无子。宋宁宗却足足生了九个儿子，只是全部夭折。

当然，原因虽然不同，结果却是一样。宋宁宗一样，不得不从宗室子弟中寻找接班人。

公元1198年，他收养宋太祖后裔、六岁的赵与愿为子，赐名日询。但宋宁宗身体虽弱，命却很硬，命里克子。赵询活到二十九岁，病死了。

公元1221年，宋宁宗选择宗室子弟赵竑（hong）为接班人。他对史弥远专权极度不满，一度指着地图上的海南岛，发誓今后如果得志，就要把史弥远发配琼州。

他过早暴露自己的意图，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错误，结果很难大吉。

史弥远耳目众多，很快获知这个消息，从此开始不断向宋宁宗嘀咕赵竑的不是。眼见宋宁宗无动于衷，他再次联合杨皇后玩起了矫诏这套老把戏。

矫诏本是欺君大罪，但史弥远把事做得无懈可击。

公元1223年，史弥远收买了一个名叫郑清之的九品小官，将其升为太学博士，安排为赵贵诚的老师。

从这看似无关紧要的一着闲手，史弥远开始布局。

赵贵诚是谁？

赵贵诚（1205年1－1264年11月）原名赵与莒，他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十世孙，赵德昭的九世孙。因为赵德昭一脉从无后人登基为帝，赵与莒的皇族血脉十分微薄，已与平民无异。

在史弥远看来，赵贵诚若当上皇帝，极好拿捏。

公元1224年8月，宋宁宗病重弥留。史弥远赶紧派人连夜把赵贵诚召入宫中，说服杨皇后改立太子。杨皇后认为皇子是先帝所立，不可擅自废立。

当天晚上，史弥远等人连续七次劝说杨皇后，杨皇后始终不松口答应。

眼见事情不妙，史弥远言语中便多了一分威胁之意：军民都已归心，如果不行废立，必定会引起祸变，到时候杨家也无立足之地了。

杨皇后闻言沉默良久，这才召赵贵诚进见。随后，由郑清之拟旨改诏，废赵竑为济王，立赵贵诚为太子，改名为赵昀。

宋宁宗崩后，在先帝灵柩前，赵昀即位为宋理宗。

新皇登基，百官朝拜，赵竑瞠目结舌，不知所措，被人强按着脑袋下拜称臣，不久出居湖州。

公元1225年正月，湖州太学生潘壬兄弟图谋拥立赵竑，他们找到赵竑，不由分说为其黄袍加身。随后草诏历数史弥远废立皇帝之罪，号称起兵精兵二十万讨伐逆贼。

实际上，所有士卒加上拿着锄头钉耙的农民，总共不过百人。

赵竑蒙了，这哪里是送他当皇帝，这分明是送他去死。

不得不说，潘氏兄弟是一番好意，不过好心办成了坏事。叛乱很快被平定，赵竑被赐自缢。

什么是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这就是！

宋理宗是个明白人，在史弥远死后追复赵竑官爵。赵竑的妻子吴氏做了尼姑，宋理宗为其赐号为惠净法空太师，每月供百贯香火钱。

史弥远抓住了皇帝，就抓住了基本盘。他的官位基本无恙，但因为此前降金乞和的行为，民间风评实在太差。

然而，部分理学人士从中找到了互利互惠的机会。他们向史弥远建议表彰朱熹、倡导理学，以改善个人形象。

史弥远欣然采纳意见。

于是理学派的地位被拔高，而史弥远也得到了理学人士的拥戴。

因为在扶立宋理宗登基前后，史弥远的吃相太难看，部分有节操的理学家如真德秀、魏了翁等人先后离职。但史弥远一如既往扶持理学派，并追赠朱熹为太师，追谥岳飞为忠武。

公元1233年，史弥远病重，将郑清之擢升为右丞相，不久病逝，被追封为卫王，谥号忠献。

一代权相不仅得到善终，而且在正史上的名声还不算太坏。

史弥远倡导理学，使其被确定为官方的统治思想。故元代理学人士心怀感激，在修撰宋史时不仅没有将其列为奸臣，反而还多方为其粉饰太平。

然而这掩盖不了他排除异己、中饱私囊的奸臣面目。他伪诏废立皇子的行为，比两宋朝任何奸臣都做得过分；他重用“四木三凶”为鹰犬，专擅朝政，祸乱朝纲；他一边对金国屈膝求和，一边对南宋百姓疯狂掠夺，致使南宋国势日衰。

观其一生，坏事做尽，只不过善于伪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