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镇抚辽东——马文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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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升，字负图，别号约斋，又号三峰居士、友松道人，钧州人，明朝中期名臣、诗人。登进士第，授为御史，历按山西、湖广，迁福建按察使，升左副都御史，入为兵部右侍郎。历辽东巡抚、右都御史、总督漕运，弘治初任兵部尚书，后任吏部尚书。明武宗时上疏乞去，遭权宦刘瑾削秩除名。马文升去世，年八十五，不久后复官，获赠特进光禄大夫、太傅，谥号“端肃”。加赠左柱国、太师。历官五十六年，一生功勋显着，先后辅助代宗、英宗、宪宗、孝宗、武宗五朝，与王恕、刘大夏合称“弘治三君子”。

马文升，生于河南钧州，后落籍虞城，祖上均未入仕，但马文升幼时就显示出对兵事的兴趣，“尝与群儿戏，十数为群，角之靡不仆”。马文升考中进士，授御史，先后巡按山西、湖广，“发奸擿伏”，有“神君”之称。服毕母亲的丧事之后，擢迁福建按察使，福建任上，严惩当地贪暴狂徒冯某，离开福建时，闽人传唱“马使留来天有眼，冯公布去地无皮”以表示对他的称颂。

西北土达满四在距平凉千里的石城起兵反明，响应者甚众，远近震动。他们大败官兵，明廷不得不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调陕西三边兵五万人及京营兵进剿，以署都察院事的副都御史项忠总督军务，起用马文升为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协助项忠。马文升看到满四军有一个弱点：城中无水，粮储渐乏，“若绝其刍汲，则釜鱼当自毙矣。”果然，满四军日渐困乏，最后失败。马文升又建议项忠尽毁石城墙垣，以防后患。马文升整顿与各部的茶马贸易，换取番马八千余匹。他在陕西巡抚任上七年多，先后加左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积累了处置边务的经验。

宪宗在位初期，鞑靼领主孛罗忽、满都鲁、癿加思兰连年入侵，使西北边境面临空前压力，马文升请求驻军韦州，在各堡寨伏兵，顺利在黑水口击破鞑靼，生擒其平章迭烈孙，又在汤羊岭取胜，斩首二百级。马文升连战皆捷，颇有战绩，但因他在奏捷时据实而报，且朝中无人协助，故而仅获薄赏。次年，三边总制王越取得红盐池大捷，马文升也派其子马琇报功。廷臣勘查，认为马文升所奏不实，宪宗于是给予他“表奏不实，停俸三月”的处分。马文升代王越为总制，协调延绥、宁夏、甘肃三边军务，到十一月，即被召回朝中，任兵部右侍郎。

辽东巡抚陈钺，为人贪婪，待将士严苛，马文升上疏言辽东事，多涉及陈钺，两人遂结怨，而陈钺的后台是权势颇大的太监汪直。发生陈钺错杀女真贡使、激变辽东之事。汪直打算亲往平定，以立功显名。太监怀恩建议派朝中大臣前往安抚，马文升立即支持，并受委任。汪直提出派人同往，马文升也没有同意。这一来，又得罪了汪直。汪直后来与刑部尚书林聪等勘边事，说辽东激变，是马文升禁止边方农器贸易所致。马文升申辩无用，被下诏狱，谪戍重庆卫。马文升在戍所滞留四年。汪直失宠后，他才复官，再次被起用，以左副都御史巡抚辽东，这是他第三次赴辽东，由于他曾经论及陈钺，因此受到欢迎，士卒“皆鼓掌喧舞”。

马文升进官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漕运，淮、徐、和一带饥荒，马文升移调江南的十万石粮及五万两盐价银予以赈济。同年冬，入朝任兵部尚书。但方士出身的通政司左通政李孜省要推荐他人掌兵部，在宪宗面前做了手脚，将马文升调任南京兵部尚书。

孝宗即位后，马文升被召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在朝廷的地位确定下来，出于对李孜省之流的厌恶，他提出：“巡城御史及兵马司、锦衣卫逐一搜访，但有扶鸾祷圣、驱雷唤雨、捉鬼耳报一切邪术人等，及无名之人，俱限一月内尽逐出京。”旋即又奉命提督十二团营。

针对兵政废弛的状况，他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严格考核将校，有三十多人因贪贿怯懦被罢黜。这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有人甚至夜持弓箭等候其门，准备行刺，有人还写书诽谤，射入东长安门内，这显然都是有背景的活动。孝宗支持马文升对京营的整顿，特批他金吾骑士十二人，以护出入。马文升还提出，蓟州、宣府、大同三镇已有镇守太监，不应再设分守、守备、监枪等内臣。据他统计，蓟州有内臣九员，宣府有内臣八员，大同有内臣六员，共二十三员，“每员占用军人，少则二三百名，多则四五百名，通计侵占已有数千”。“此等守备之数，委的无益于事，有扰于边”，应当裁革，孝宗也依其议办理。

哈密是回、畏兀儿族等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明初派使者入朝，于其地设羁縻卫所，封其首领为忠顺王、忠义王。宪宗时，土鲁番部强大，据有哈密。明廷曾设法干预，没有结果，似乎也就承认了现状，将哈密卫迁往他处。土鲁番部就诱杀朝廷所封的忠顺王罕慎，又擒获另一个忠顺王陕巴，其首领阿黑麻自称可汗，以兵掠周围各部。主持兵政的马文升主张兴复哈密。他采纳通事王英和指挥杨翥的建议，利用地处嘉峪关西南的罕东部，地处嘉峪关以西的赤斤、蒙古部等与土鲁番部的矛盾，抚而用之。调罕东等部兵，夜袭哈密城。马文升所推举的陕西巡抚许进等率明军随后行进。土鲁番守将弃城而去，明军进入哈密。自明初以来，这是官军第一次深入其地。这也是马文升任兵部尚书以来，处置的最重大边事。

弘治初年，马文升和吏部尚书王恕是人望所归，他们不但以人品服众，而且对政事的议论极多。每一疏出，天下传诵。王恕致仕，马文升声望更高。但推选吏部尚书，孝宗没有用他。为此，他颇感不平，所写诗中有“朝罢凭阑一黯然，独将心事诉苍天”句，发了一通牢骚。马文升之子马玠“主使殴人至死，罪当绞”，孝宗下诏宽宥，马文升引咎请辞，孝宗不允。他“三年秩满”，被加授为光禄大夫、柱国。马文升改吏部尚书，加衔至少师兼太子太师。在他之前，只有少数几名尚书、都御史得到这一荣誉。

面临着次年的考察，孝宗召见负责考察的马文升和都御史戴珊等议事，马文升已七十九岁，行动不便，耳朵又背，孝宗对他讲了两遍，要他秉公黜陟，马文升回答：“陛下图治若此，宗社之福也。”然后被左右扶掖下阶。对于官员的考察进退，马文升是很认真的。初任吏部尚书，他就对滥封传奉官提出异议。传奉官是不经过正常途径，由皇帝亲自传旨任命的官员。成化时最盛行。孝宗初年统加裁革，但后来也加封赏，一次竟达八百人。马文升说，减一官，朝廷省一官之费。武宗即位之初，他按照孝宗遗旨，裁去传奉官七百六十二人。对于内外官员的考察，他也很严厉，一次汰罢朝觐官员二千余人。

考察不讲情面，定会招致许多反对者，而在用人时也未必全无个人意气。刘大夏是弘治朝另一名臣，就因为与马文升对官僚的评价不同而引起矛盾。河南籍官僚刘宇为首辅刘健所器重，马文升推举他总制宣、大。刘大夏大概知道孝宗对此人的看法不佳，屡屡在朝中数其过失，当然也就牵连到荐举人。侍郎王俨是刘大夏的姻亲，马文升抑制王俨，很难说不是因为刘大夏。

刘大夏所倚重的副手、兵部侍郎熊绣被推举为两广总督。熊绣不愿外出，也怨恨于马文升。他们纠结在一起，又拉出与刘大夏为同乡及同寅的阁臣李东阳，顿时形成一股反对马文升的强大力量。御史何天衢首先发难，弹劾马文升老衰。马文升于是请求致仕，在上奏了二十一道奏疏后，武宗方才允准。

宦官刘瑾专权期间，将一批反对派官僚定为奸党，马文升与其中一些人关系密切，马文升被削秩除名。马文升去世，享年八十五岁，葬于州北大隗山麓，马文升死后两个月，刘瑾被捕入狱。朝廷还未听闻马文升的讣讯，下诏命其“致仕复职”，闻其死讯后，为他辍朝一日，赐祭葬，追赠特进光禄大夫、太傅兼太子太傅，谥号“端肃”，世宗朱厚熜又加赠马文升为左柱国、太师兼太子太师。

马文升先后辅助代宗、英宗、宪宗、孝宗、武宗五朝，历仕五十六年，与王恕、刘大夏合称“弘治三君子”。早年在山西、湖广、福建任地方官时，“发奸擿伏”，革除民弊。明宪宗时，参与平定固原盗乱，抵御鞑靼，总制三边，并整饬辽东边备、总督漕运，功勋卓着。孝宗时，马文升主持兵部，整顿京营、边务，处置哈密事宜。后任吏部尚书，裁去传奉官七百六十二人，又在官员考察时严加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