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第51章 钱彦在蓬莱剧场《演出甲午海战》
随之而来的是锅炉问题，北洋水师的军舰舰龄较久，在甲午战争前夕，大部分军舰的锅炉已经到了报废年限。
1893年丁汝昌多次申请更换锅炉，但是局限于户部的政令，此事基本不具有可行性。“锅炉汽管本皆旧朽，经此震动，多有渗漏”则是对于“靖远”舰当时的描述。
三是炮弹问题，北洋水师所使用的炮弹，多是天津机械局生产的实心弹，多有尺寸不合格，无法使用的。
战舰无法更新，原有战舰“……济远火炮尚未齐备，经远、来远尚缺尾部主炮，定、镇两巨舰，应添快炮六尊，威远前膛旧炮，不甚灵动……”
同时北洋水师也买不了新的战舰。而日军在甲午战争前“以国赌运”，购买了大量新式战舰，中日海军力量的对比也发生了逆转。
清朝后期，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言官和李鸿章为代表的北洋洋务派关系日益恶化。作为翁同龢的门生，光绪皇帝深受其思想熏陶，深以清流言官的意见为是。
光绪皇帝认为李鸿章胆小怯懦，认为其在对日作战上过于谨慎。于是1894年7月16日，光绪皇帝下旨，申饬李鸿章，令其将北洋的全部军队送上前线，准备作战。
“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若顾虑不前，行事拖沓，循致贻误战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帝党对淮军的攻击首先从质疑其战斗力开始。清流言官一直认为淮军畏缩惧敌并深恨痛之。
1894年8月3日，丁立钧在条陈东事折中说“我军久顿牙山，不敢深入，以致敌人得手，肆虐藩畿”。8月16日，御史王鹏运在奏陈军务片中提到，“将牟未经战阵，遇敌胆怯，林泰曾、方伯谦其明验也”。
同时调湘军等非淮系军队北来的计划在中日开战后就在逐步实施中。1894年8月6日，陈湜奉令“募旧部勇丁数营，一俟成军，即行北上”。
8月15日，翁同龢至友湖南巡抚吴大瀓自请带湘勇北上助战。8月21日，在籍布政使魏光焘奉令募刘锦棠旧部数营，即行北上。此外，清流中久负时望的疆吏李秉衡也由安徽巡抚调任山东巡抚，以参预北洋防务。
北洋海军部分继承了晚清军队落后的制度和习气，水师后勤管理腐败。
北洋水师创建初期，后备人才不足，所以李鸿章借材于闽，大部分的高级海军将领均来自船政学堂，福建人为主。
但是李鸿章不希望长期如此，1879年，李鸿章正式上奏，将丁汝昌留用北洋海防，充当兵船督操，后担任提督。
李鸿章又奏请开办天津学堂，想逐渐 让新生人才代替来自船政的高级将领，到1894年甲午海战的时候，天津学堂的毕业生已经开始担任二副、水手长等职位。
但是在这段期间内，北洋水师产生了内部矛盾。刘步蟾利用乡情，联合闽籍军官，与丁汝昌明争暗斗，在水师中形成了闽党，逼走了水师教习英国人琅威里。
丁汝昌也一直试图改变现状，例如广东水师的“广甲”留在了北洋水师，丁汝昌将淮军将领吴敬荣任命为管带，就是想摆脱闽党的控制。
北洋水师和北洋陆军的关系，也不是非常融洽。驻守在威海卫和各个炮台的守军，基本来自山东巩军和绥军，虽然在战斗中，他们表现出了远高于东北八旗军和练军的士气，但是没有配合好海军，最终被日军像拔钉子一样，要塞和炮台被挨个拔掉。
甲午战争时，绥军和巩军由淮军将领戴宗骞统领，戴宗骞首先是不顾丁汝昌的反对，执意组成机动队，对数万登陆日军进行突击，结果却像飞蛾扑火，无济于事。
其次是关于炮台的位置和守军人数的安排，戴宗骞和丁汝昌也意见不同，刘含芳对此评价二人关系：“彼此均有意见，遇事多不面商”。
最后则是关于龙庙嘴炮台，日军连续猛攻，炮台岌岌可危，丁汝昌要求炸毁炮台，以避免日军占领炮台，攻击港湾的北洋水师，但是戴宗骞执意反对。结果在日军的猛攻下，守卫炮台的山东巩军全部战死，日军占领了炮台，随即用大炮猛轰北洋水师的军舰。
随着陆军最后的堡垒：南帮炮台和北帮炮台均被日军占领，守卫炮台的绥军全部战死。戴宗骞已成了无兵之将领，戴宗骞哀叹：“守台，吾职也。兵败地失，走将焉往，吾唯有一死以报效朝廷而。”
这次丁汝昌没有和他争执，安排几个水兵将其架走，一同撤入刘公岛。当晚，戴宗骞自尽。至此，协同北洋水师作战的陆军，全军覆没。
战略军备：在整个战争期间，北洋水师没有明确和日本联合舰队以舰队决战夺取制海权的战略，未制定出战略计划，日本海军则制定了明确的作战预案，是以夺取制海权为中心的海军制胜的方案。
从而使联合舰队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导致北洋水师战略上陷于被动。
而在海军军备，于开战前，日本联合舰队从总吨位、火炮配置、水兵数量、航速等方面，就已经全面超过了北洋水师。
如果说海军方面，当时有少数人认识到：日本联合舰队实力已在北洋水师之上，但是陆军方面，几乎所有人，包括在清朝海关工作的英国人赫德也认为：清军必将依靠人数优势，在陆地上击败日军。
但是那时候的战争，已经不是单单依靠人数来决定胜负。甲午战争前，清军正规军已经从入关时的30万发展成了70万，其中八旗25万，绿营44万。
再加上勇营（包括湘军，淮军，安徽毅军，河南嵩武军，东北练军，湖南楚军，山东绥军和巩军），总数接近100万，可谓是“百万雄狮”。但是不得不说，这其中占大部分的正规军，是不能投入战斗的无用之兵。
八旗绿营，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就被英军打得落花流水；到了太平天国运动，更是一败涂地；到了甲午战争前，这支正规军仍然保留着中古时期的战术：射箭，长矛，大刀。八旗绿营的这种腐朽和顽固的制度，已经不能胜任当时的战争。
淮军是前期投入战争的唯一清军力量，其主力兵力5万人，除去镇守炮台和要塞的，机动部队仅仅2万多人。而当时日军投入的是7个野战师团，兵力超过12万。
在威海保卫战中，登陆的日军超过3万人，而当时迎战的绥军和巩军却只有7000人，大都战死和殉国。
夜幕低垂，蓬莱剧场外华灯初上，而剧场之内，余音绕梁，久久不息。
慕钱沪剧团刚刚落幕的《甲午海战》不仅重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更在每一位观众心中激起了深沉的爱国情怀与对英雄的无尽敬仰。
钱彦饰演的邓世昌，以其铿锵有力的唱腔和深情并茂的表演，将这位民族英雄的悲壮与坚毅刻画得淋漓尽致，仿佛让人亲眼目睹了那位在黄海波涛中屹立不倒的舰长身影。
顾真饰演的母亲角色，虽非战役前线之人，却以其细腻入微的情感表达，展现了战争背后普通家庭的辛酸与牺牲，她的每一次含泪低吟，都触动着在场每一个人的心弦，让人不禁为之动容。戏中，母子间那份深沉的爱与对国家命运的忧虑交织在一起，为这场历史大戏增添了几分人性的温度。
演出结束后，剧场内并未立即安静下来，相反，观众席上依旧人声鼎沸，议论纷纷。老戏迷们围坐一团，或激动讲述着自己对甲午海战历史的记忆，或高度评价钱彦与顾真精湛的演技；年轻一辈则更多地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着这场演出的震撼与感动，他们中有人感叹：
“通过沪剧这种形式，历史不再是书本上的冰冷文字，而是活生生的情感体验。”
更有不少人表示，这是他们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感受到中国海军英勇抗敌的精神，那份不屈不挠、誓死保卫家园的决心，让人热血沸腾。
此时，钱彦与顾真正站在舞台一侧，望着满场的热情与不舍，心中满是感慨。他们知道，这场演出不仅仅是一次艺术的呈现，更是一次心灵的触碰，一次对国家历史与文化的深情致敬。
钱彦轻声对顾真说：“每一次站在这里，我都能感受到前辈们那份沉甸甸的责任与荣耀，我们能做的，就是让这样的故事永远流传，让后人铭记。”
顾真点头，眼中闪烁着泪光，却也带着坚定：
“是啊，历史不应被遗忘，英雄更不该被冷落。我们的声音，就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
随着人群渐渐散去，蓬莱剧场恢复了宁静，但那份因《甲午海战》而激发的爱国情怀与对英雄的缅怀，却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照亮着每一个人的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