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3章 成立航空兵(1/1)

首发：~第283章 成立航空兵

赵骥提出的改进意见不仅不会增加郭栋才的工作难度，反倒还使得n41型火箭炮的制造难度大大降低，省去了相当多的复杂工艺步骤。

等sfh18型榴弹炮和n41型火箭炮批产列装后，独立师的炮兵部队就将变成师属火炮为n41型火箭炮，纵队火炮为sfh18型榴弹炮，旅属火炮为lefh18型榴弹炮，团属火炮为ig18型野战炮，营、连两级则分别装备grw34型80毫米、grw36型50毫米迫击炮的完善支援火力体系。

除了两款火炮图纸外，系统还额外奖励了十六架现成的飞机以及设计、生产图纸——德制ar96型教练机。

这款飞机是德国空军重要的战斗力来源，在整个二战期间共培养了超过万名飞行员，其中不乏大量顶级王牌，该机飞行稳定、机动力优越，采用了当时最前沿的下单翼、封闭式座舱和可收放起落架，能够完美复制这个时代最先进战机的操作方式和战术打法。

而且这款飞机还能在必要时改作侦察机、通讯中继机甚至是战斗机来使用。

赵骥把图纸交给了王守竞：“王教授，现在图纸也有，样机也有，你那边也能造得出发动机了，不知道能不能仿制得出这款飞机”。

王守竞看过图纸后为难道：“造倒是造得出来，就是性能会低于原型”。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们目前无法生产航空铝材”，王守竞回答道，“如果没有航空铝材的话，我们就只能制造木质或钢质材料的机身，木质材料可以保证机身足够轻便，但机体强度则无法保证，而钢质材料虽然强度足够，可整体重量就……一言难尽了”。

二战中，不少国家都有过制造木质战机的经历，比如英军著名的蚊式轰炸机就是木质机体，倭军在战争末期也因为原料匮乏而制造过木质的零式战机。

“那这样吧，请王教授你先带领工程团队仿造出同款的木质飞机，至于航空铝材的事我再想办法解决”。

根据地没有风洞，自行设计无从谈起，不过通过仿造木质样机先建立初步的维修、保养和吃透制造工艺则是必须要迈出的第一步。

“这样也好，先把事情做起来再说”，王守竞赞同赵骥先行一步的观点，同时提醒他说，“制造航空铝材必须要有大量的电力作保证，如果我们想要自己生产铝材的话，就非得先解决电力的问题，以我们大别山发电厂现今的发电量来说肯定是远远不够的”。

“好，我知道了”。

制造航空铝材需要有大型水电站作为保障，鄂豫皖根据地目前不具备这个条件，赵骥暂时放弃了自行生产的想法，转而让李睿询问航空铝材的进口价格。

当时航空铝材的价格大概在每磅两美元左右，根据美军的记录，生产一架p51战斗机需要约一千五百磅，生产一架b17轰炸机更是需要五千磅，批量制造飞机的成本根本不是独立师所能承受的。

ps：查了一下资料，空军这玩意儿实在太烧钱了，后边估计也只能靠系统奖励了。

人力有时而穷，这下可就真没办法了，不过赵骥仍然让工兵旅在大别山区的黄安县修建了一处简易机场，并让刚从印度学成归国的种子飞行员驾驶系统奖励的十六架ar96型教练机继续训练，并培养带出更多的新飞行员，先把未来空军的底子给搭起来。

首批训成归国的飞行员中以一个叫吴云飞的年轻连长成绩最好，他是当年从皖南救出来的新四军本部成员，政治上的忠诚也毋庸置疑，顺理成章地被任命为独立师首任航空兵中队长。

为防新生的航空兵部队遭来倭军空袭，航空中队被严格限制了飞行范围，只准在大别山及周边空域进行训练，严禁接近与倭军、国军的防区边界。

就在航空中队的训练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杜斌彬找到赵骥报告了一个令他既意外又不意外的情况——刚完成土改没几年的根据地内部又重新出现了土地兼并的苗头。

独立师是1938年转移到大别山区的，距今已经过去了差不多四年时间。

本来根据地的耕地都是按人口分配下去的，可随着时间慢慢过去，前段时间到农村实地调研的杜斌彬惊讶地发现，最早完成土改的那些县份又有了不少无地的农民。

这个时代的农业生产力十分低下，稍有风云不顺就会减产歉收，如果家中再运气不好遇到个生病、着火、遭瘟等意外的话，即便有村委会救助日子也会难过。

而且一样水养百样人，无论在哪个时代哪个社会都有好吃懒做的懒汉，这些懒汉不肯在田地里花力气，生活中又多有好赌、酗酒之类的恶习，当初土改分配的土地、农具和牲畜等不用几年就再一次全部败光了。

杜斌彬觉得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但他左思右想也没得出一个可行的办法，于是只好把调查情况写成报告提交鄂豫皖根据地党委集体研究。

作为穿越者，带着后世成熟土地政策眼光的赵骥立即就提出自己的解决办法——全部土地收归公有，百姓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私人之间不得买卖。

没想到这个意见一提出来，第一个反对的居然就是提出问题的杜斌彬：“不行！绝对不行！这么干岂不是违背了我党当初对老百姓的承诺！”

“打土豪，分田地”是独立师在农村地区发动群众时最常用的宣传口号，杜斌彬认为把土地收归公有和刻意欺骗百姓没什么区别。

赵骥知道每项政策都是一步步慢慢发展才能成熟起来的，杜斌彬并非迂腐，只是受限于时代的眼界而已，就好比后来的改革开放一样，最初时都是饱受争议反对的。

“老杜，你记不记得延安说过一句话，叫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赵骥耐心解释起新土地政策的用意，“我们把土地收归公有并非欺骗、糊弄百姓，所有权归公就是为了从根子上防止土地兼并，只要使用权归私、收益也归私就不会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