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章 我国封建社会初期～战国时代43(1/1)

首发：~第75章 我国封建社会初期～战国时代43

诸子百家散文（35）

10、《韩非子》

韩非的主要着作：

4、《定法》—2

译文（参考）：

有人发问：“申不害（郑国人，以任术着称，韩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公孙鞅（即商鞅，卫国人，助秦孝公变法图强。）他们二人的言论，谁更符合国家的急需？”

有人回答：“是不可估计的。人不吃东西十天就饿死了，大寒到极点不穿衣服也就冻死了，你说衣与食哪一种对人们最急需呢？衣和食哪一种都不能缺少，都是人生存所必须具备的。

今日申不害论术，公孙鞅定法，术者，因能力而授与官职，循名而求实，操杀生之柄，测试群臣的能力：此人能否被君主所用。

法者，为官府编制法令，为民众制订刑罚，对守法的人给予赏识，对犯法的人给予惩罚：这是为臣应该遵循（学习）的。

君主如果无术则会使国家的上层（政府）蔽塞，臣民如果无法则会使国家的基层混乱，二者缺一不可，都是国家（帝王）必须具备的。”

又有人发问：“只有术而无法，或只有法而无术，都不可以，为什么？”

答道：“申不害，韩昭侯的辅佐。韩国是晋国分出来的国家。晋国的旧法未废止，而韩国又颁布了新法；先君（晋君）之令还未改变，后君（韩君）之令就下达了。

申不害不掌握法治，前后的宪令不一致，则违法的事情就多发。因此，旧法、前令于己有利，则实行旧法、前令；新法、后令于己有利，则实行新法、后令。

旧新相反，前后相背逆，所以申不害即使经常不断地助昭侯用术，奸臣还是有法子说辩；虽有众多有利条件强韩十七年，都没能成功称霸，虽用术于上（层），但未使官府勤修法治，故出现了许多祸患。

而公孙鞅治理秦国：设检举的条例，不举报罪犯者腰斩（同罪），举报罪犯者与斩敌首者同赏，匿藏犯罪者与投降敌人者同罚，告罪犯不实者须反坐（同罪）；令民众每五家组成一伍，二伍组成一什（与后世保甲之法相同），使什伍互相伺察，一家有了奸（罪犯），九家应共同告奸（举报罪犯），若不告奸，十家连坐（同罪）；

奖赏丰厚、取信于民，刑罚严峻、杜绝疏漏。形成了民众努力劳作不休，御敌危而无侵扰，国富而兵强；

如果无术来察知奸人、奸事，那就是把富强帮助了奸人作恶罢了。

直到孝公、商君死后，惠王即位，秦法也未败，而张仪拿秦国的兵力、财力，消耗在韩、魏的事件上，以成自己的勋业；

惠王死后武王即位，甘茂于秦武王三年为相，伐宜阳，通三川之路，武王得以至周，竟举鼎绝膑而死；

武王死后昭襄王即位，穰侯（即魏冉，秦昭王时为丞相）越韩、魏东攻齐，五年秦国都未增加尺寸之地，之后被复封于陶邑；

应侯（即范睢）攻韩八年，秦昭王二十八年封其于应（汝南）。自此以来，所有关于秦的事情都与应、穰有关。

打了胜仗则大臣受到尊重，地域增加了就分封给有功之臣，君主无术就不能察知罪犯。商君虽多次修法，人臣反而利用其积累的资财，依据强秦的资财数十年，未增强帝王的地位，勤修法虽然厘清了官场，却因君主无术，制止不了其祸患。”

又有人发问：“君主用申子之术，而官府实行商君之法，可以吗？”

又有人回答道：“申子未完善法（民治），商君未完善术（臣治）。申子说：’官吏治政，不应当越职言事，凡不在自己职权之内的，即使明明知道亦不可言。’

官吏不应越职言事，是尊守职责；知而不听，是不以臣下的过失告于君（告状）。国君以全国人之耳目为其视听，所以是最聪明不过的。

人臣如果个个知而不言，人主还凭借谁做耳目呢？商君之法规定：’国家奖励军功，斩一首者（指敌战士的头）晋一级，想当官的奖励五十石的官；斩二首者晋二级，想当官的奖励一百石的官。’ 杀敌的军功与官职和爵位的提升相一致。

假使出现下述之法：’令斩首者去做医生、工匠’，则房屋建不成、病医不好。因为匠人的手巧，医生配的药方好（对症），而以斩首之功让其从事医、匠，则与他的才能不相符合。

现今治官者需要智慧和才能；斩首者是因为很勇敢之故，以勇士之功而治智能之官，犹令斩首之人去做医生、工匠一样。

因此，二人（指申不害和公孙鞅）的法和术，都不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