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5章 又过了两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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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去秋来，又过了两年，到了洪武八年。

在宋江义军和朝廷毫不留情的政策双重威逼之下，北方的士绅，要么被除去，要么妥协，几乎全都接受了新政二策。

将丁税分摊到田亩中，废除了延续千年的“人头税”。此前北方也存在的丁税常因人口隐匿、流民问题导致的征收困难，在改革后以土地为征税依据，北方士绅也需按田亩缴税，北方无地或少地的百姓则税负减轻，朝廷在北方税收基数更稳定，财政收入显著增加。而打破士绅阶层“免役免税”的特权，要求北方士绅与北方百姓一样缴纳田赋、承担徭役（或折钱代役），此举扩大了纳税群体，减少了税收漏洞，进一步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

此前士绅免税特权导致“富者田连阡陌而赋役轻，贫者无立锥之地而赋役重”，百姓负担沉重。改革后，北方士绅的特权被削弱，北方百姓的税负更公平，北方减少了因赋税不均引发的民怨，北方社会底层的生存压力得到了很大的缓解。而《摊丁入亩》使得北方无地的百姓无需再为丁税担忧，北方的人口流动限制放宽，使得北方百姓可更自由地从事手工业、商业，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性。

再加上，朝廷大力推动北方的工业发展在中原大地掀起了一场工业革命，并将对外贸易的重心移到了北方。

如此一来，在赵宋王朝的北方，已是另一番景象。

昔日隐匿田产的北方士绅，在失去赋税特权后，在土地方面的收入明显减少，被迫将资金转向实业，大量的诸如纺织厂之类的工厂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北方大地拔地而起。

与此同时，随着农业的发展，尤其是麻晓娇研发的先进农具的推广，种地已经用不了那么多人了。

——种地的人减少的同时，因为有袁倾城研发出来的高产粮食、先进的种植技术，粮食的产量普遍翻倍，有些地区甚至翻了不止一倍，可以说，北方靠自己种粮几乎就实现了粮食的自给自足。

于是，大量吃饱了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涌入城市，为新兴的工业注入了鲜活的血液。这些百姓，脱下了沾满泥土的衣裳，换上了整洁的工装，从田间的耕作者转变为工厂里的生产者，他们的身份与命运，在这股历史洪流中悄然转变。

北方的城镇随着人口激增而迅速扩张，商业也随之繁荣起来。市集上，来自四面八方的商品琳琅满目，从精致的瓷器到实用的机械零件，从柔软的棉布到坚硬的钢铁制品，无一不彰显着工业革命的成果。商贾云集，车水马龙，茶馆、酒楼、戏院等娱乐场所也应运而生，成为了人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昔日相对萧条的北方大地，如今已是繁华一片，生机勃勃。

而随着海上贸易重心北移至登州港与密州板桥镇港，原本只到达南方的蕃商船队，如今频繁穿梭于渤海湾。

码头上，装满玻璃、香皂、瓷器、丝绸、茶叶的货船昼夜不息，来自大食、波斯的香料与赵宋王朝北方工厂生产的棉布制品、糖制品、水果罐头、白酒、木自行车、人力车、火柴、钟表、煤油灯、面粉、香水等商品在此完成交易。

登州港和密州板桥镇港的关税收入两年间翻了五十多倍，成为新的“黄金口岸”。

为保障工业血脉畅通，朝廷以充盈的财政为后盾，在中原大地展开基建浪潮，疏浚黄河故道、开凿运河支流，昔日淤塞的河道重新贯通，装载水泥、煤炭的货船可直达工厂码头；新修的官道如蛛网般延伸，马车、木自行车、人力车、鸡公车川流不息，将工业品运往四方。

值得一提的是，经过这么多年的研发，麻晓娇一直在研发的蒸汽机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相信要不了多久，火车就能诞生。

真到了那一天，那北方的经济可就不只是腾飞了，而是工业革命的真正大爆发。

总之，经过了多年的阵痛，赵宋王朝的北方终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复兴。这股变革的力量，不仅重塑了北方的经济结构，更深刻地影响了北方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

而南方，与北方蓬勃兴盛的景象截然不同。

士绅集团凭借根深蒂固的势力，将朝廷推行的新政二策政策视作洪水猛兽，抱团抵制。他们勾结地方官吏，利用宗族势力操纵舆论，甚至煽动不明真相的百姓闹事，致使朝廷的改革在江南水乡、岭南之地寸步难行。

在赋税制度上，南方依旧维持着“富者逍遥避税，贫者困于苛捐”的畸形局面。士绅们通过瞒报田产、虚报人口等手段，将大量赋税转嫁到百姓身上。无数佃农既要承受高额田租，又要承担繁重的丁税，即便遇上丰年，也难免在温饱线上挣扎。大量的农户听说北方现在发展得极好，所有人都摆脱了饥饿，更没有了生孩子溺死的事情发生，因此，为了逃避赋税，为了能吃上饱饭，为了能过上粮食自由的生活，大量的南方百姓举家北上，致使许多良田荒芜，杂草丛生。

工业发展在南方更是举步维艰。因士绅集团垄断着大量土地，他们完全可以靠吃地租大赚特赚，又固守着“农本商末”的陈旧观念，拒绝将财富投入实业，使得南方难以形成规模化的工厂。少数敢于尝试开办作坊的商人，也因为无法形成规模生产而没有竞争力。街道上，依旧是传统的手工作坊零星分布，生产效率低下，商品种类单一，毫无现代工业气息。大量头脑精明想干一番事业的南方人北上开办工厂，甚至就在北方扎根了。

商业领域，南方虽坐拥便利的水运条件，却因社会矛盾尖锐、百姓购买力低下而日渐萧条。曾经繁华的扬州、杭州等商业重镇，市集上人流稀疏，店铺纷纷倒闭。与北方商贾云集、货通四海的热闹场景相比，南方的商路愈发狭窄，对外贸易也仅靠着广州、泉州等少数港口维持着微弱的生机，且交易商品多为传统的丝绸、茶叶，缺乏新兴工业产品的竞争力。

城市建设方面，倒也不能说南方落后了，但因为南方城镇没能得到朝廷的资金投入，北方对南方的粮食需求也没那么大了，以至于朝廷不愿意再往运河里投钱清理了，这使得南方只能维持之前的情况，甚至开始走下坡路。这与北方宽敞整洁的官道、四通八达的河道水系形成鲜明反差。

而农村地区，因大量人口被束缚在土地上，且赋税沉重，百姓们根本无力改进生产技术、推广新式农具，士绅是靠租土地赚钱的，旱涝保收，根本就没有动力提高粮食的产量，粮食产量多年停滞不前，白白浪费了南方的宝地。

总之，南方的社会阶层依旧被士绅集团牢牢把控，百姓上升通道狭窄，思想观念保守僵化。茶馆里讨论的不是工业革新与商业机遇，而是家长里短与陈旧的礼教纲常；书院中教授的仍是四书五经，鲜有人关注科学技术与新兴思潮。这种死气沉沉的氛围，与北方蓬勃向上、锐意进取的社会风气相比，宛如两个世界。

……

睦州，青溪县。

三十来岁，头戴蓝色头巾，身穿深灰色旧麻衣，腰系暗红色粗布条，下面穿着一双边都磨飞了的靸鞋的方腊，对着他身前的上百名青年高声说道：

“天下国家，本同一理。子弟耕田织布，终岁劳苦，少有粮食布帛，父兄悉取挥霍一空；稍不如意，则鞭笞酷虐。诸君甘受乎？！”

“不能！”

“士绅赖我之资益以富实，反而欺侮于我，不给我活路！诸君安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