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三十六章 崇祯，敬而远之为妙(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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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历史没有大的改变，在郭大靖推算的时间线上，东江军收复遵化时，建虏应该刚到北京城下不久。

只要知道遵化失守，皇太极肯定会撤兵而回，这也是郭大靖要达到的目的。

让建虏在京畿之地肆虐四月之久，从容不迫地掳掠烧杀，郭大靖怎么会容许如此的惨事发生。

尽管京畿地区的很多百姓会受到战火的荼毒，会家破人亡，但郭大靖已经尽力了。谁让他不是皇帝，只能在夹缝中寻找有利的战机呢！

而且，选择在遵化、三屯营截击建虏，既要救出绝大多数的被掳百姓，还使出征的部队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唯独没考虑到京城中担惊受怕的崇祯皇帝。

这也是罪，对于崇祯皇帝来说，自己是万金之躯，所有勤王军队都要围着他转，哪管那成千上万被建虏掳掠的百姓？

所以，哪怕是在遵化重创建虏，抢回了所有百姓，崇祯心里不满，也一样是会降罪责罚的。

尽管编造出风浪莫测、海上偏航的借口，可皇帝能相信几成，文官会不会就此攻讦，谁也作不得准。

“打完就以最快的速度撤军回归，本帅这边会计算时间，编出假情报来配合你。”毛文龙不无忧虑地叮嘱道：“不接中旨，也不算大事，本帅能够压下。”

中旨就是皇帝不通过内阁，直接派人传的旨意。这不合程序，是能够拒接的。当然，多数是文官会这样做，以彰显自己的风骨。

“多谢大帅关心。”郭大靖说道：“末将省得，就算不是中旨，也会找借口拒接。”

毛文龙微微颌首，相信郭大靖的机灵，借口也好找，装伤装病，躺在担架上，还能去京城面圣？

“大帅也要多保重。”郭大靖躬身说道：“牵制建虏并不紧要，待末将率军回返，再行发动也是不迟。”

毛文龙笑着说道：“本帅就在这里坐镇，些许的牵制，让年轻人去做。战果是事后统一上报的，等你回来再说。”

牵制和佯动，早已经做出来了。两协人马，以及新兵，都推到了北金州，并大张旗鼓地打造了很多攻城器械，目的就是使建虏留下足够的兵力守老巢。

而郭大靖这边跨海远征，毛文龙也要在辽南作出些成绩。

建虏收缩防线后空出来的据点和地盘，就是很好的目标。

不需要太多的人马，也不会安置百姓，百八十人的队伍占据，便可以上报朝廷，说是经过战斗光复。

这是和袁崇焕学的，被拆得如同残垣断壁的锦州和大凌河等城，不就是他又当宝似的拣回来，向朝廷要了巨额的钱粮去修，并当作了自己的功绩。

“明年争取把复州变成稳固区。”毛文龙沉吟了一下，说道：“前哨则推到盖州卫城。有了土地，能安置更多的百姓，东江镇才更有发展壮大的基础。”

缺钱不要紧，土地就是宝贵的资产，在这一点上，毛文龙的认识是提上去了。土地之后便是人口，便是产出的效益，以及增兵扩充的条件。

这是一个良性循环，通过郭大靖这几年的努力，终于形成了。只要能继续保持住，东江镇就将立于不败之地。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大明虽然积弊丛丛，可要拖垮建虏，依然是能够做到的。

可惜，庞然大物般的泱泱大国，竟然反过来被建虏拖得灭亡，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

而东江镇能够与建虏对耗，凭借的不仅仅是本身的资源，郭大靖开辟的众多渠道，才是最关键的。

“明年至少要占领并稳固复州。”郭大靖对此比较有信心，只要跨海行动成功，在大饥荒中衰弱的建虏就丧失了战略主动权，“并请朝廷允许北直隶和山东的辽人返乡。”

光靠建虏统治区逃出的辽人来增加人口，显然是有极限，速度也是很慢的。而在辽东战乱中，逃入内地的辽民，何止数十万？

背井离乡的辽民，在没有战乱的内地，过得也极是艰难。朝廷和官府也没有太多的精力和财力来安置，并照顾好他们。

只要东江镇在辽东战局占据主动，用不断的胜利来使辽人安心，相信他们还是想回到熟悉的故土，好好地生活。

而且，辽人返乡是一方面，还有大灾害中流离失所的难民，朝廷如果安置不了，东江镇也可以为他们提供安居之地。

当然，这可能还要再等上几年，灾害从大西北，一直蔓延到河南、直隶等地，才具备这样的条件。

不是说辽东的自然条件就比中原要好，而是在辽东没有那么重的赋税，没有地主士绅和官府的残酷压榨。

如果在内地推广种植土豆、玉米等耐旱作物，官府得力，组织百姓兴修水利，收成应该超过辽东。

可惜，大明帝国这架老旧的机器已经锈蚀严重，从上到下的动员和执行力，已经难以抵挡大灾害的侵袭。

而辽东，如果能从建虏手中光复，那将是一张白纸，可以自由勾画；东江镇这个新兴的团体，效率和活力，也不是大明朝廷能比的。

郭大靖很庆幸能身处东江镇，并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其能够日益迸发出篷勃向上之势。

如果是在辽西，在利益集团的压制下，他哪里会有施展的空间？如果是在内地，就更将陷进大染缸，无法自拔。

卢象升、孙传庭，他们没有能力吗，郭大靖觉得除了自己对历史的熟知，在军事指挥上，在文化素养上，在勇武凶悍上，都要屈居其下。

但结果又如何，卢象升与他的天雄军，独力抵挡建虏，奋勇战死，却数年不得朝廷恩恤。

孙传庭和他的秦兵，在屡战屡败却越败越多的农民起义军面前，折戟沉沙，冷血多疑的崇祯亦是不封不恤。

而明末这两位擎天之柱般的人物，并不是死于敌人，而是亡于他们得罪的那些利益集团。

因为“因粮”，因为“清屯充饷”，他们已经举目皆敌，尽管是救国的良策，却触动了官员地主士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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