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初到军营(1/1)

首发：~第2章 初到军营

据说，汽车十团历年新兵训练都在本团的司训队进行，我们这批也不例外。由于此次征招的新兵数量大大超过往年，而司训队只能住3个排的人，新兵4排只能住由团小队腾出的宿舍。 司训队驻地在营区靠近南天门垭口一侧，几栋顺山坳缓坡盖就的平房，呈内高外低阶梯式分布，除食堂因结构原因要两头进出，新兵宿舍皆面朝操场背对垭口。每栋平房两个单元，各单元都有独立的门厅。踏入门厅，可见左右边墙都有形似佛龛的砖砌煤炉凹进墙壁，经由烟道与室内地火龙相连。两个煤炉都配有储煤箱，墙角备有斧头、锤子、煤铲、炉钩、簸箕、苕帚等烧火物件。抬头往里看，门厅中央是两扇对开的宿舍门，进右边门后，脚下有可容纳十余人的空间。一张三屉桌正顶着墙，两边摆有方凳，方凳旁各有一张前后窗采光能睡5-6人的通铺。铺下搭两层木架，可摆放个人物品及脸盆牙具，地火龙上可烤干汗湿的棉鞋。 新兵3排11班的第一次班务会主题是相互熟悉，由老兵班长先行介绍：“我叫杨元礼，21岁，曾在老家务农，1966年四川达县入伍，现在团小队负责帆布车棚和坐垫的维修工作。”之后，新兵也依序介绍了自己。 “新兵那文玉，18岁，能（农）民，黑龙江肇东县入伍”；“新兵吕旭东，13岁，学生，丹东五龙背入伍”；“新兵闫志文，19岁，采油工，黑龙江大庆入伍”；“新兵王东明，14岁，学生，沈阳入伍”；“新兵贺健，16岁，学生，吉林延吉入伍”；“新兵朱茂森，14岁，学生，吉林梅河口入伍”；“……”。有意思的是，除老兵杨班长外，黑龙江新兵年龄都偏大，军装布料是颜色偏黄的小帆布；其他新兵年龄较小，军装布料是草绿色卡其布。事后觉着好奇，询问其他班排的熟人，情况大抵如此。没过多久，新兵连便以军装划分人群，分出了小帆布大兵和卡其布小兵两伙人。前者有阅历、体力、经验的优势；后者有灵活、好动、探究的长处，优势互补，短期内相安无事。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两伙人熟悉且了解加深，彼此间矛盾开始显现。起初，个别大兵只是瞧不起小兵的经验不足、笨拙，甚至没有眼力见，后来竟发展成戏虐欺负小兵并以此为乐。他们动辄几个人凑一块扒小兵的裤子，起哄这个没长毛那个也没长毛；再不就趁小兵熟睡之际画人家鬼脸、剪人家头发，甚至把小兵的手脚捆绑在床上……恶作剧总能翻新花样。有时，新兵之间的相互捉弄能蔓延一个班，大冷的天，齐刷刷十来个人摘了帽子全是秃头。所谓有点素质的大兵跟小兵说起话来，大都以“你们后门兵”开头，嘴损一点的甚至直接骂小兵是秧子货，言语中充满偏见的傲慢与不屑。 某个周六，我正往宿舍门口晒衣架铁丝上搭洗净的外衣，沾水的手指不慎被冰冷的铁丝冻住，硬扯肯定掉肉，这情形刚好被12班一个大兵遇见，他格外热情地说：“用舌头舔一下铁丝，手马上能下来”。不知这人用了什么法术，让我居然信了他，结果手不仅没有下来，还搭上了舌头。差不多半分钟功夫，我被冰凉的铁丝牵着舌头动弹不得，一旁看笑话的大兵竟一阵狂笑扬长而去。 训练的艰苦，大兵的欺负，以及初到军营新鲜感的逐渐消失，小兵们开始厌倦了，也想家了。某天晚饭后，14班的梅河滨一脸神秘的邀我和2排的薛学军到操场边的防空壕说事儿。进了防空壕，他嘴没张却泪先流，嘴角一阵细微抽搐，心里似有万般委屈。 “谁欺负你了河滨？” “……”他没回应，只是落泪。 “咋了河滨？”薛学军也问。 “……”他仍然不语，依旧落泪。 “不说我们可走了哈！”我将了一军。 “哇……我想我妈了！”憋屈了好久的梅河滨，情绪终于像决堤的洪水倾泻而下，“呜-呜”的哭声虽不算很大，却足以让人听了深感凄楚。 估计受情绪共振的影响，薛学军先跟着哭起来，抽泣中甚至没忘记说“我也想我妈了……”。见他俩悲伤的样子，我的鼻根也不禁一酸，泪水旋即模糊了视线，三人相拥，哭作一团。情绪渐稳后，薛学军坦言： “我也不想当兵了，想回家！” “……”一阵长时间沉默。 “咋走啊？”梅河滨突然想起什么。 “坐火车呗！我去那山梁看过了，向左去的火车是梅河口方向，我会扒火车，遇见车就上呗，只要到了梅河口，离东丰安装队就不远了”。 “那行李怎么办？背着背包出营门肯定被抓呀！”我似乎有往坑里跳的迹象。 “行李不能要了，背着也跑不动，耽误事儿……”梅河滨一反常态果断起来。 “……”而后又是一阵沉默。 “哎！算了吧，天太冷了，明天再说吧！”人小鬼大的薛学军提出第二天再议出走的计划。说完，自己先行离去。 至于后来……好像再没谁提起逃走的事儿，仨人见了面，跟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猜想是那次大哭，压抑的情绪得以宣泄，然后心照不宣改邪归正了。 几乎与此同时，3排的某个大兵也开始想妈，都19岁了，居然也想妈想得哭。他的做法比我们极端，据说是“六不一上”，即不起床，不出操，不训练，不刷牙，不洗脚，不洗脸，只上厕所，一日三餐，都由本班的战友专门伺候。 细说起来，我跟薛学军1958年就生活在一个大院，父辈从1957年起就在铁岭的46野战医院共事，他爸是院务处军工司机，我爸是院务处军需助理，两家虽不住一栋房子，但开着前后窗就能隔空招呼一下。1962年，我和薛学军进入同一所小学的同一个班，我是班长，他归我管。有所不同的是，我家人口多，他家人口少，虽然我父亲薪水高薛学军父亲几十块，但若以人头平均再论，生活却不比薛家富。他家平时能吃精粉面馒头，我家只能吃掺野菜的窝头，其也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标配。 记得有一天，薛学军又手掐精粉馒头在我眼前嘚瑟，馋的我直咽唾沫。不知怎的，我瞬间生出一种难以控制的想咬一口那馒头的冲动，而且是立即。记忆中我好像突然板起面孔，一改往日对老少无害的表情，迅速将薛学军逼到一个墙角，居然还两只胳膊张开摁住墙掐断他去路。我态度十分坚决，似乎以班长的名义命令他： “给我咬一口！” “咬？！咬一口就咬一口，给……。”毫无客气的我接过馒头，上去就是一大口，差点让那馒头变成月牙。 除了薛学军之外，吕旭东也是1958年我在铁岭时候的发小。他爸爸当年是46野战医院的外科医生，在没调到丹东五龙背之前，我们两家住在八栋房家属区的同一栋房的同一条走廊，两家关系相处不错。吕旭东上面有一个哥哥，下边有一个妹妹，他的妹妹小名叫媛媛。